工作記錄：pbworks頁面
文章產出：頭前溪社的部落格
六龜訪調工作隊之流水帳記錄
剛結束在高雄縣六龜鄉為期一週的訪調工作隊行程，簡單記錄一下我們前往工作的始末。
我們所上畢業不久的吉洋學長在高雄的旗美社大工作（風災過後他也寫了一篇文章），由於他和我們所上同學聯繫希望能出一團志工。輾轉我們這一群因為之前野草莓時期有一起工作過的夥伴就聚集起來，在8月27的行前會上確定會出團的十人小組，以及無法抽身前往的後勤數名。行前我們也分配了工作，同時盡量在行前了解六龜的地理、人文環境。（以下地圖是我後來在六龜再一天天慢慢加的我們去過、聽到過的地方）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高雄六龜訪調志工隊
前置作業很興奮也很慌亂，興奮的是可以有一週遠離新竹遠離研究室，準備著行囊又有05年tour前的"衝一個"的心情；慌亂的是我們並沒有明確的行動目標，資訊不完整，而擔憂自己能力不足，恐怕會拖累團隊或是無法為當地人帶來麻煩。
總之，我們8月31日一大早就從新竹開車南下，前往高雄縣的災區。我們先到旗美社大和學長與社大工作人員碰面，獲得對六龜鄉地區的一些認識，並接下旗美社大對我們的期待--如實記錄災區狀況寫下文章，或在記錄中發現議題。
接著我們驅車前往六龜，下午約二時到達六龜行政中心。在六龜鄉公所我們進行了第一場活動--旁聽法鼓山與鄉公所合辦的重建會議，法鼓山認養了六龜地區，這場會議早上開放民眾加入討論，而我們參與的下午場則是法鼓山、專家學者、地方頭人例如學校校長共同討論的會議。
第一天晚上，我們在六龜志工團與接洽的觀光課王課長、志工團團長李懷錦老師稍微聊了一些對我們的期待。我們聽了不少關於寶來村的故事，也認為我們在六龜主要重心應該會在寶來，針對當地狀況做一些調查、訪談與寫作。第一天的工作會報相當簡短，我們早早地入睡。
從第二天（9/1）開始，來了一位接手志工團事務的鄭老師來到六龜志工團，交待我們關於目前他期待的訪調工作。他手上有一份初步撰寫的調查問卷，目標主要是建立關於災民的農損、房損以及其他需要協助的部分。鄭老師認為，這樣一份問卷能夠讓災民在申請政府的補助之外，還能得到其他例如信用卡緩繳、貸款緩繳的經濟協助，而志工團（我們）也能夠協助災民申請補助，做到全套（詢問需求、協助申請）的幫助。另外，鄭老師認為新發村是災情比較嚴重的地區，我們應該由最嚴重的地區開始做這份調查。
於是當天下午我們就前往新發，於新發活動中心前（新發國小旁）分組（兩～三人一組）訪問災民，慢慢填表，同時也聆聽災民遇到的困境與心聲。往新發的路柔腸寸斷，不但有臨河且路基被掏空的路段，也有在山林房舍間開出的臨時道路，這天我們坐著四輪傳動的車進去，四五點出來的時候開始下暴雨，就連坐四輪傳動這種強大的車都害怕。
當天晚上與鄭老師開檢討會，決定幾個工作目標：修正問卷、蒐集補助申請的流程與表格。於是第三天（9/2）早上我們就待在六龜志工團分組進行這幾項工作。蒐集補助申請的流程與表格的工作不如我們想像的簡單，看著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的補助事項一覽表（事後發現我們主要看的那張是8/20頒布的，已經不是最新版），我們發現不但補助內容不夠清楚明確，"單一窗口"所留下的電話也是中央的單位，去電詢問後只會不斷地被要求打到地方單位，而地方單位則是不斷的轉接，或是不清楚補助詳細資訊。這個早上讓我覺得申請補助這件事真是絕望，而我們也只能初步整理出一張不完整的表格。
下午帶著問卷組整理好的第二版表格，又進新發，同樣的在活動中心前訪談村民，若村民有申請補助的需求，我們嘗試著當場去電詢問；也有夥伴隨災民前往居所，查看並為房舍拍照作為申請補助的資料。這天我們住到了當地溫泉業者提供志工住宿的龍樺山莊，晚間的會議開始將現象記錄，並盡力概念化、深化為議題並試著讓夥伴認領，以利儘快產出。
第四天（9/3）早上就在新發訪調災民，也有夥伴隨鄭老師前往新開、不老溫泉區，也有同學和新發活動中心的四位志工大姐分享我們製作的資料，以及研究"受災證明"不同版本的效力（太簡潔版的連申請助學金都沒有辦法）。
由於已和鄭老師溝通過我們工作隊想去寶來村的意願，鄭老師也很尊重我們，讓我們在這天中午前往寶來。除了一組夥伴留在新發和法鼓山的志工交接訪調問卷、問卷整理方法、申請表格程序等等我們的成果，另一組夥伴開車隨鄭老師前往寶來村。
在寶來村的第一個行程是參與鄭老師與寶來災後重建委員會（主要由溫泉山莊業者組成）的會面，鄭老師將他擬的適用於業者的問卷交給我們，希望我們能儘量獲得這方面意見，同時也引薦給重建委員會的陳先生以及鐘先生，重建委員會這邊希望我們能蒐集到溫泉業者與村民對於重建的意見。
第五天（9/4）以及第六天（9/5）上午，工作隊獨自在寶來村大街上進行訪談，我們沒有照著問卷問，而是以訪談聊天形式進行，張開我們的五官，觀察、聊天、記錄，思考之後再更進一步的觀察、聊天、記錄。我們分組訪了街上的餐廳業者、數間溫泉山莊老闆、路邊閒聊的農民、在國小裡幫忙打掃的住在更山裡面的村民（蘇羅婆）、消防隊、機車行大哥、茶行老闆等等。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主要得到了關於堰塞湖潰堤那天（8/11）的逃難經驗，當時村民與溫泉業者共體時艱的同心協力，在寶來山莊（高處）避水的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希望目前路斷、河床加高等等問題能盡速被解決。以觀光業為主的寶來村在沒有遊客進來的狀況下村民生計都會有困難。
另外我們也旁聽了幾場重建協會和政府官員開的會議。以及將獲得資料彙整並報告給重建委員會知道的工作會報。
下午，在許多居民的叮嚀下，趕在午後暴雨前開車下山，然而還是遇到了雨，滾滾黃流，煞是驚人。
回到六龜志工團，晚間和鄭老師分享了在新發、寶來的經驗，並提到雖然我們沒有完成太多問卷，但或許能夠以其他形式貢獻六龜，例如寫成文章放上網路，鄭老師也肯定這樣做的重要性。最後，抓緊時間，我們和王課長又談了一次話，分享了他從公部門的高度看到的一些問題。王課長也提到重建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歡迎志工再回來六龜幫忙重建相關事務。
最後一天（9/6）上午在六龜志工團和李懷錦老師與志工團大姐們進行最後的工作簡報，簡單報告我們做的事與發現的議題，例如"災民"的定義問題、土地在農村的意義、在地資源活化等議題。這天我們的吉洋學長也在，他提醒我們回到新竹後，還可以繼續幫忙的三個方法：
1. 尋找可用的記錄片人才（篩選和物色很重要）
2. 尋找可用的資源（一樣該經篩選與物色）
3. 後勤資訊傳遞（例如補助申請方式表格、新的法條等等）
在和志工團的大姐們互道再見後，我們一行人踏上了歸途。
離開了，任務還沒完成。我們一行十人，自定時限要在三天內產出一人一篇文章，畢竟災區的訊息有其即時性，我們的觀察要寫出來才有價值。六龜訪調工作隊，這一路不知是否達成任何一個單位對我們的期待，希望沒有造成志工團、住宿處、新發村村民與寶來村村民的負擔與麻煩，感念眾多個人、單位對我們的幫助，也感謝各位夥伴！
我們所上畢業不久的吉洋學長在高雄的旗美社大工作（風災過後他也寫了一篇文章），由於他和我們所上同學聯繫希望能出一團志工。輾轉我們這一群因為之前野草莓時期有一起工作過的夥伴就聚集起來，在8月27的行前會上確定會出團的十人小組，以及無法抽身前往的後勤數名。行前我們也分配了工作，同時盡量在行前了解六龜的地理、人文環境。（以下地圖是我後來在六龜再一天天慢慢加的我們去過、聽到過的地方）
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高雄六龜訪調志工隊
前置作業很興奮也很慌亂，興奮的是可以有一週遠離新竹遠離研究室，準備著行囊又有05年tour前的"衝一個"的心情；慌亂的是我們並沒有明確的行動目標，資訊不完整，而擔憂自己能力不足，恐怕會拖累團隊或是無法為當地人帶來麻煩。
總之，我們8月31日一大早就從新竹開車南下，前往高雄縣的災區。我們先到旗美社大和學長與社大工作人員碰面，獲得對六龜鄉地區的一些認識，並接下旗美社大對我們的期待--如實記錄災區狀況寫下文章，或在記錄中發現議題。
接著我們驅車前往六龜，下午約二時到達六龜行政中心。在六龜鄉公所我們進行了第一場活動--旁聽法鼓山與鄉公所合辦的重建會議，法鼓山認養了六龜地區，這場會議早上開放民眾加入討論，而我們參與的下午場則是法鼓山、專家學者、地方頭人例如學校校長共同討論的會議。
第一天晚上，我們在六龜志工團與接洽的觀光課王課長、志工團團長李懷錦老師稍微聊了一些對我們的期待。我們聽了不少關於寶來村的故事，也認為我們在六龜主要重心應該會在寶來，針對當地狀況做一些調查、訪談與寫作。第一天的工作會報相當簡短，我們早早地入睡。
從第二天（9/1）開始，來了一位接手志工團事務的鄭老師來到六龜志工團，交待我們關於目前他期待的訪調工作。他手上有一份初步撰寫的調查問卷，目標主要是建立關於災民的農損、房損以及其他需要協助的部分。鄭老師認為，這樣一份問卷能夠讓災民在申請政府的補助之外，還能得到其他例如信用卡緩繳、貸款緩繳的經濟協助，而志工團（我們）也能夠協助災民申請補助，做到全套（詢問需求、協助申請）的幫助。另外，鄭老師認為新發村是災情比較嚴重的地區，我們應該由最嚴重的地區開始做這份調查。
於是當天下午我們就前往新發，於新發活動中心前（新發國小旁）分組（兩～三人一組）訪問災民，慢慢填表，同時也聆聽災民遇到的困境與心聲。往新發的路柔腸寸斷，不但有臨河且路基被掏空的路段，也有在山林房舍間開出的臨時道路，這天我們坐著四輪傳動的車進去，四五點出來的時候開始下暴雨，就連坐四輪傳動這種強大的車都害怕。
當天晚上與鄭老師開檢討會，決定幾個工作目標：修正問卷、蒐集補助申請的流程與表格。於是第三天（9/2）早上我們就待在六龜志工團分組進行這幾項工作。蒐集補助申請的流程與表格的工作不如我們想像的簡單，看著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的補助事項一覽表（事後發現我們主要看的那張是8/20頒布的，已經不是最新版），我們發現不但補助內容不夠清楚明確，"單一窗口"所留下的電話也是中央的單位，去電詢問後只會不斷地被要求打到地方單位，而地方單位則是不斷的轉接，或是不清楚補助詳細資訊。這個早上讓我覺得申請補助這件事真是絕望，而我們也只能初步整理出一張不完整的表格。
下午帶著問卷組整理好的第二版表格，又進新發，同樣的在活動中心前訪談村民，若村民有申請補助的需求，我們嘗試著當場去電詢問；也有夥伴隨災民前往居所，查看並為房舍拍照作為申請補助的資料。這天我們住到了當地溫泉業者提供志工住宿的龍樺山莊，晚間的會議開始將現象記錄，並盡力概念化、深化為議題並試著讓夥伴認領，以利儘快產出。
第四天（9/3）早上就在新發訪調災民，也有夥伴隨鄭老師前往新開、不老溫泉區，也有同學和新發活動中心的四位志工大姐分享我們製作的資料，以及研究"受災證明"不同版本的效力（太簡潔版的連申請助學金都沒有辦法）。
由於已和鄭老師溝通過我們工作隊想去寶來村的意願，鄭老師也很尊重我們，讓我們在這天中午前往寶來。除了一組夥伴留在新發和法鼓山的志工交接訪調問卷、問卷整理方法、申請表格程序等等我們的成果，另一組夥伴開車隨鄭老師前往寶來村。
在寶來村的第一個行程是參與鄭老師與寶來災後重建委員會（主要由溫泉山莊業者組成）的會面，鄭老師將他擬的適用於業者的問卷交給我們，希望我們能儘量獲得這方面意見，同時也引薦給重建委員會的陳先生以及鐘先生，重建委員會這邊希望我們能蒐集到溫泉業者與村民對於重建的意見。
第五天（9/4）以及第六天（9/5）上午，工作隊獨自在寶來村大街上進行訪談，我們沒有照著問卷問，而是以訪談聊天形式進行，張開我們的五官，觀察、聊天、記錄，思考之後再更進一步的觀察、聊天、記錄。我們分組訪了街上的餐廳業者、數間溫泉山莊老闆、路邊閒聊的農民、在國小裡幫忙打掃的住在更山裡面的村民（蘇羅婆）、消防隊、機車行大哥、茶行老闆等等。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主要得到了關於堰塞湖潰堤那天（8/11）的逃難經驗，當時村民與溫泉業者共體時艱的同心協力，在寶來山莊（高處）避水的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希望目前路斷、河床加高等等問題能盡速被解決。以觀光業為主的寶來村在沒有遊客進來的狀況下村民生計都會有困難。
另外我們也旁聽了幾場重建協會和政府官員開的會議。以及將獲得資料彙整並報告給重建委員會知道的工作會報。
下午，在許多居民的叮嚀下，趕在午後暴雨前開車下山，然而還是遇到了雨，滾滾黃流，煞是驚人。
回到六龜志工團，晚間和鄭老師分享了在新發、寶來的經驗，並提到雖然我們沒有完成太多問卷，但或許能夠以其他形式貢獻六龜，例如寫成文章放上網路，鄭老師也肯定這樣做的重要性。最後，抓緊時間，我們和王課長又談了一次話，分享了他從公部門的高度看到的一些問題。王課長也提到重建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歡迎志工再回來六龜幫忙重建相關事務。
最後一天（9/6）上午在六龜志工團和李懷錦老師與志工團大姐們進行最後的工作簡報，簡單報告我們做的事與發現的議題，例如"災民"的定義問題、土地在農村的意義、在地資源活化等議題。這天我們的吉洋學長也在，他提醒我們回到新竹後，還可以繼續幫忙的三個方法：
1. 尋找可用的記錄片人才（篩選和物色很重要）
2. 尋找可用的資源（一樣該經篩選與物色）
3. 後勤資訊傳遞（例如補助申請方式表格、新的法條等等）
在和志工團的大姐們互道再見後，我們一行人踏上了歸途。
離開了，任務還沒完成。我們一行十人，自定時限要在三天內產出一人一篇文章，畢竟災區的訊息有其即時性，我們的觀察要寫出來才有價值。六龜訪調工作隊，這一路不知是否達成任何一個單位對我們的期待，希望沒有造成志工團、住宿處、新發村村民與寶來村村民的負擔與麻煩，感念眾多個人、單位對我們的幫助，也感謝各位夥伴！
Manuel Castells- 網絡社會與網際網路星系
Castells從「結構」的高度談論網絡社會。
他認為網絡由結點構成，結點是個人或是組織等各種層級的單位。網絡沒有中心，結點靠著資訊的集散來增加其重要性。溝通網絡靠雙重邏輯維持運作：涵括與排除，只要節點在網絡中能夠被連結，就能夠獲得資訊，結點之間沒有距離；但若不在網絡中，與網絡中的節點沒有任何連結，那與網絡的距離就會是無限。（Castells 2004）這一段對於網絡的描述範圍很廣，無論政治、經濟的彈性化、全球化都可以涵括。
「網絡」出現在另一個社會學領域中，也就是「社會資本」的一支—社會網絡的觀點—中。「網絡」和「社會網絡」是一樣的嗎？Castells和林南將網絡這個概念運用在不同分析層次上：Castells談的是宏觀的，網絡作為一種社會型態，他並未對網絡提出清晰的定義，溝通與資訊科技輔助了網絡的運作，推動網絡社會；林南藉由社會網絡來談社會資本，認為社會網絡是欲取得資源時的手段，透過網絡中強連帶與弱連帶的分析，探究不同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所連結的資源。
Castells並未提到結點之間的關係，他談的是社會整體模式的轉變，所以只關注整體網絡社會，如何出現，以及帶來的影響。在網際網路與媒介發展的部分，2000的《網絡社會之崛起》書中以一章的篇幅討論電子媒體與溝通網絡的關係，2001年更寫了一本書Internet Galaxy討論網絡社會隨著網際網路發展而衍伸的各式議題。
Castells推崇麥克魯漢所提出的「古騰堡星系」，運用「星系」做為每個時代主要媒介散佈的圖像。麥克魯漢探討從書本、文字傳遞訊息的時代到電子媒介時代的變遷，並提出「媒介即訊息」的觀點。以電視為主的電子媒介深入了各個家庭，媒介大眾化使得訊息內容均質化，接收者也均質化，不斷地複製大眾文化。另一種觀點強調：大眾媒介雖然是單向溝通體系，但內容的意義和詮釋，卻有賴訊息解讀過程中傳送者與接收者的互動。這就開啟了麥克魯漢星系的分化。
新科技使得大眾媒介的量變產生了質變：電視台、報業得已在不同地區播出、發行；廣播、電視頻道分殊化。媒介內容消費的選擇性愈來愈高。新媒體決定了區隔的、分化的觀眾。Castells（2000）提出「訊息即媒介」的觀點，認為
新媒介如網際網路使個人得以透過媒介互動。而分化的眾多資源、頻道使得個人得以挑選自己喜愛的內容觀看，或在網際網路上搜尋某個次文化的資訊，藉此，網路星系和麥克魯漢星系區分開來。
然而透過網路的互動會不會排擠面對面的互動？這是早期網路研究的議題，Rheingold（1993）為這個討論定調：透過網路，新型的社群即將誕生。Wellman則指稱應釐清線上社群和線下社群之關係，兩者並不是互不相關的存在。個人連結眾多結點，包含網路上的以及網路外的，以個人為中心形成社群。Castells認為社會關係的改變源於「個人主義」的趨勢，並將這個現象稱為三級關係（在初級、次級關係之後），指的也就是Barry Wellman所謂的「個人網絡」。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給社會帶來了新的社會性的性格。網際網路開拓了人際交往的可能性、多樣性，讓個人得以與和自己相異的對象連結。雖大多集中在弱連結，但無論在強度和廣度方面，網路都提供現代社會互動的基礎。
在網路互動與社群這個討論串看下來，Castells引用了Wellman談強連帶與弱連帶的概念，然而我卻覺得和他本身討論網絡的層次有所落差。也引用了Wellman的「個人網絡」，然而卻無法有清楚的定義與說明。三級關係和初級、次級關係的差異點也讓我不太明白。這些可能是我閱讀時有所遺漏，也或許應立基在Castells論點上更深入探究。
Castells提到社會化過程與大眾媒介、網絡的關係（2004），地方經驗日漸破碎，社會化的過程中資訊來自大眾媒介和網路—這個網絡化、數位化的溝通空間。在社會化階段具備這些經驗的兒童、青少年，是否和過去的兒童、青少年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區分從傳統（在地經驗），到大眾媒介時代，到網絡社會這三個階段的社會化過程有什麼不同？公共空間的轉變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訊息的性質在不同的公共空間也大異其趣。面對面、鄉里間口耳相傳的訊息，文字、書本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媒介，電視、廣播一致建構的大眾文化，到當代新媒體的顧客導向與網路的「既是讀者也是作者」。是否能借用Castells的歷史觀鋪陳出社會化過程轉變的歷史圖譜？
參考文獻：
Castells, Manuel 著，夏鑄九、王志宏等譯，2000，《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
Castells, Manuel,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2004, “Informationalism, networks,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a theoretical blueprint.” p.3-45In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Manuel Castell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
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著、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台北：貓頭鷹。
Rheingold, Howard,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London: MIT Press
Webster, Frank著、馮建三譯，1999，《資訊社會理論》。台北：遠流。
Wellman, Barry and Gulia, Milena, 1999. “Net Surfers Don't Ride Alone: Virtual Community as Community.” Pp. 331-67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他認為網絡由結點構成，結點是個人或是組織等各種層級的單位。網絡沒有中心，結點靠著資訊的集散來增加其重要性。溝通網絡靠雙重邏輯維持運作：涵括與排除，只要節點在網絡中能夠被連結，就能夠獲得資訊，結點之間沒有距離；但若不在網絡中，與網絡中的節點沒有任何連結，那與網絡的距離就會是無限。（Castells 2004）這一段對於網絡的描述範圍很廣，無論政治、經濟的彈性化、全球化都可以涵括。
「網絡」出現在另一個社會學領域中，也就是「社會資本」的一支—社會網絡的觀點—中。「網絡」和「社會網絡」是一樣的嗎？Castells和林南將網絡這個概念運用在不同分析層次上：Castells談的是宏觀的，網絡作為一種社會型態，他並未對網絡提出清晰的定義，溝通與資訊科技輔助了網絡的運作，推動網絡社會；林南藉由社會網絡來談社會資本，認為社會網絡是欲取得資源時的手段，透過網絡中強連帶與弱連帶的分析，探究不同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所連結的資源。
Castells並未提到結點之間的關係，他談的是社會整體模式的轉變，所以只關注整體網絡社會，如何出現，以及帶來的影響。在網際網路與媒介發展的部分，2000的《網絡社會之崛起》書中以一章的篇幅討論電子媒體與溝通網絡的關係，2001年更寫了一本書Internet Galaxy討論網絡社會隨著網際網路發展而衍伸的各式議題。
Castells推崇麥克魯漢所提出的「古騰堡星系」，運用「星系」做為每個時代主要媒介散佈的圖像。麥克魯漢探討從書本、文字傳遞訊息的時代到電子媒介時代的變遷，並提出「媒介即訊息」的觀點。以電視為主的電子媒介深入了各個家庭，媒介大眾化使得訊息內容均質化，接收者也均質化，不斷地複製大眾文化。另一種觀點強調：大眾媒介雖然是單向溝通體系，但內容的意義和詮釋，卻有賴訊息解讀過程中傳送者與接收者的互動。這就開啟了麥克魯漢星系的分化。
新科技使得大眾媒介的量變產生了質變：電視台、報業得已在不同地區播出、發行；廣播、電視頻道分殊化。媒介內容消費的選擇性愈來愈高。新媒體決定了區隔的、分化的觀眾。Castells（2000）提出「訊息即媒介」的觀點，認為
訊息的特性會塑造媒介的特質。舉例來說，如果提供青少年音樂環境算是訊息（這相當明顯），那麼MTV會特別裁製以符合這些觀眾的儀式和語言，不僅是內容方面，還包括電台的組織，以及影像生產和播送的技術與設計。（383）Castells將電子、大眾媒體的時代稱為麥克魯漢星系，人們可以隨意轉台、拼貼觀看的畫面構成自己的影像世界，但是麥克魯漢星系仍然是單向溝通的世界，而非互動的世界。
新媒介如網際網路使個人得以透過媒介互動。而分化的眾多資源、頻道使得個人得以挑選自己喜愛的內容觀看，或在網際網路上搜尋某個次文化的資訊，藉此，網路星系和麥克魯漢星系區分開來。
然而透過網路的互動會不會排擠面對面的互動？這是早期網路研究的議題，Rheingold（1993）為這個討論定調：透過網路，新型的社群即將誕生。Wellman則指稱應釐清線上社群和線下社群之關係，兩者並不是互不相關的存在。個人連結眾多結點，包含網路上的以及網路外的，以個人為中心形成社群。Castells認為社會關係的改變源於「個人主義」的趨勢，並將這個現象稱為三級關係（在初級、次級關係之後），指的也就是Barry Wellman所謂的「個人網絡」。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給社會帶來了新的社會性的性格。網際網路開拓了人際交往的可能性、多樣性，讓個人得以與和自己相異的對象連結。雖大多集中在弱連結，但無論在強度和廣度方面，網路都提供現代社會互動的基礎。在網路互動與社群這個討論串看下來，Castells引用了Wellman談強連帶與弱連帶的概念，然而我卻覺得和他本身討論網絡的層次有所落差。也引用了Wellman的「個人網絡」，然而卻無法有清楚的定義與說明。三級關係和初級、次級關係的差異點也讓我不太明白。這些可能是我閱讀時有所遺漏，也或許應立基在Castells論點上更深入探究。
Castells提到社會化過程與大眾媒介、網絡的關係（2004），地方經驗日漸破碎，社會化的過程中資訊來自大眾媒介和網路—這個網絡化、數位化的溝通空間。在社會化階段具備這些經驗的兒童、青少年，是否和過去的兒童、青少年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區分從傳統（在地經驗），到大眾媒介時代，到網絡社會這三個階段的社會化過程有什麼不同？公共空間的轉變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訊息的性質在不同的公共空間也大異其趣。面對面、鄉里間口耳相傳的訊息，文字、書本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媒介，電視、廣播一致建構的大眾文化，到當代新媒體的顧客導向與網路的「既是讀者也是作者」。是否能借用Castells的歷史觀鋪陳出社會化過程轉變的歷史圖譜？
參考文獻：
Castells, Manuel 著，夏鑄九、王志宏等譯，2000，《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
Castells, Manuel,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2004, “Informationalism, networks,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a theoretical blueprint.” p.3-45In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Manuel Castell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
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著、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台北：貓頭鷹。
Rheingold, Howard, 2000,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London: MIT Press
Webster, Frank著、馮建三譯，1999，《資訊社會理論》。台北：遠流。
Wellman, Barry and Gulia, Milena, 1999. “Net Surfers Don't Ride Alone: Virtual Community as Community.” Pp. 331-67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Manuel Castells- 理論基礎
如果要把Manuel Castells放進一個領域，我會先把他放在「社會學大咖」這一類，也就是像三大家一般很難分類的社會變遷類。就他的專長來說，是都市社會學，我認為全球化議題、移動遷徙、認同、資訊社會學也都是他關注的議題。
短短的幾天閱讀雖然無法理解他龐大理論中的細節，但先簡短把心得寫下。
綜合來說，和以往閱讀的社會學「經典」處理的議題有時間點的差異，但有方法上的雷同。為什麼說時間點上的差異呢？因為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經典，例如三大家，處理的是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討論到資本主義、理性化或是連帶的分化。而Castells這些二十世紀初的關懷則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及後續社會性的轉變。
那為什麼說方法上的雷同呢？Castells找出現代社會的特殊性—資訊化主義（informationalism），並從觀察歷史進程的關鍵事件，以及事件的交互作用，推倒出網絡社會的來臨。在眾多著作中，Castells詳述了網絡社會在經濟、政治、認同、文化方面的轉變。我針對理論推論和我關切的議題做一些整理。
Castells自許為馬克思主義者，承襲Althusser流派，將社會結構區分為發展模式與生產模式：前者是組織社會體系的方式，後者則是創造特定生產水平的手段（Castells 1989: 12引自Webster 1993:335）。早期著書《資訊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提到資訊化即為當代社會的發展模式，相對自主於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這樣的論點使得Webster（1993）批評Castells的論點有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籠罩一切的論點，且過於強調資訊技術的重要性，有科技決定論的問題。
Castells 2000年編寫完成的三大冊《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與2004年《網絡社會：跨文化觀點》選集中的文章則有清楚的理論闡釋。同樣的，Castells借用Alain Touraine和Deniel Bell的理論，區分發展方式（前工業主義、工業主義、資訊主義或後工業主義）與生產方式（國家主義、集體主義、資本主義）並以坐標軸表示，用以分析社會。（圖）他澄清了技術決定論的批評，強調技術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是複雜的。
科技的日新月異使得人際互動有了新的模式，微電子科技構成的工具遍佈日常生活各個角落，人們得以運用科技媒介，以網絡的型態組織起來。科技使得網絡組織得以去中心、具彈性、利於內部重組與規模改變，Castells關注的是在這些特質之下，認為這個時代的特徵不是知識，也不是資訊本身，而是鑲嵌在網絡中的權力。Castells以資訊化主義（informationalism）描述這個時代的特性。
在Castells的理論脈絡裡，資訊化主義是工業主義後經過斷裂隨之而來的發展模式，物質基礎的斷裂是一次典範的轉移：工業主義時期以處理、分配能源的科技為基礎，而資訊化主義這個典範的基礎則是資訊和溝通科技的加強。Castells強調資訊化主義下系統的三種能力：自我擴張、重組、彈性，以電子科技與基因工程為例都能看到上述三種特性，是故各領域中的資訊在量變之外也產生質變，具有資訊重構以及跨時間、跨地方傳遞的能力。
Castells說明了網絡社會的崛起是1970年代三個條件同時發生的後果（Castells 2004），並藉此澄清並非主張科技主導社會演進。第一個條件是1970年代工業主義的危機與重構，與工業主義相關的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生產模式也同樣遭到挑戰。經濟危機使得資本主義必須調整自身，隨之而來的就是政治、經濟上的保守主義（英國柴契爾、美國雷根），政府的干預愈來愈少，全球化日益盛行：貿易在各國之間進行、競爭。但全球化與企業彈性化經營同時也使得勞工權益日漸削弱、福利國家日漸縮減。另一方面，國家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在不景氣的年代也漸漸走向瓦解或向資本主義靠攏二途。總之，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尚未穩定發展的年代，全球已然臣服於資本主義的規則。
第二個條件來自於六零、七零年代的文化社會運動。人權運動、反戰、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本身形塑了一種文化，賦與社會新的價值—面對社會與機構權力時的自由與個人自主性的價值、文化多元性的價值、人權的價值—除去工業主義下物質、消費的價值之外，確認了人類共同的福祉。而第三個條件即是資訊與溝通科技的革命，也就是在科技發展之下所崛起的典範—資訊化主義。這三個條件的起源各自獨立，但交互作用的發生影響了社會發展的走向。
我一度覺得Castells把這段歷史性的偶然談得很清楚，但卻又會想這是不是一種套套邏輯？新科技造成的組織型態就是網絡組織，無論是個人之間的互動抑或結構性的全球貿易均以網絡的型態呈現，那資訊化主義的本質為何？在2004年這篇文章中讓我覺得網絡、資訊化主義、新資訊溝通科技具備了類似的特徵，那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區隔來談呢？
短短的幾天閱讀雖然無法理解他龐大理論中的細節，但先簡短把心得寫下。
綜合來說，和以往閱讀的社會學「經典」處理的議題有時間點的差異，但有方法上的雷同。為什麼說時間點上的差異呢？因為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經典，例如三大家，處理的是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討論到資本主義、理性化或是連帶的分化。而Castells這些二十世紀初的關懷則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及後續社會性的轉變。
那為什麼說方法上的雷同呢？Castells找出現代社會的特殊性—資訊化主義（informationalism），並從觀察歷史進程的關鍵事件，以及事件的交互作用，推倒出網絡社會的來臨。在眾多著作中，Castells詳述了網絡社會在經濟、政治、認同、文化方面的轉變。我針對理論推論和我關切的議題做一些整理。
Castells自許為馬克思主義者，承襲Althusser流派，將社會結構區分為發展模式與生產模式：前者是組織社會體系的方式，後者則是創造特定生產水平的手段（Castells 1989: 12引自Webster 1993:335）。早期著書《資訊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提到資訊化即為當代社會的發展模式，相對自主於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這樣的論點使得Webster（1993）批評Castells的論點有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籠罩一切的論點，且過於強調資訊技術的重要性，有科技決定論的問題。
Castells 2000年編寫完成的三大冊《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與2004年《網絡社會：跨文化觀點》選集中的文章則有清楚的理論闡釋。同樣的，Castells借用Alain Touraine和Deniel Bell的理論，區分發展方式（前工業主義、工業主義、資訊主義或後工業主義）與生產方式（國家主義、集體主義、資本主義）並以坐標軸表示，用以分析社會。（圖）他澄清了技術決定論的批評，強調技術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是複雜的。
科技的日新月異使得人際互動有了新的模式，微電子科技構成的工具遍佈日常生活各個角落，人們得以運用科技媒介，以網絡的型態組織起來。科技使得網絡組織得以去中心、具彈性、利於內部重組與規模改變，Castells關注的是在這些特質之下，認為這個時代的特徵不是知識，也不是資訊本身，而是鑲嵌在網絡中的權力。Castells以資訊化主義（informationalism）描述這個時代的特性。
在Castells的理論脈絡裡，資訊化主義是工業主義後經過斷裂隨之而來的發展模式，物質基礎的斷裂是一次典範的轉移：工業主義時期以處理、分配能源的科技為基礎，而資訊化主義這個典範的基礎則是資訊和溝通科技的加強。Castells強調資訊化主義下系統的三種能力：自我擴張、重組、彈性，以電子科技與基因工程為例都能看到上述三種特性，是故各領域中的資訊在量變之外也產生質變，具有資訊重構以及跨時間、跨地方傳遞的能力。
Castells說明了網絡社會的崛起是1970年代三個條件同時發生的後果（Castells 2004），並藉此澄清並非主張科技主導社會演進。第一個條件是1970年代工業主義的危機與重構，與工業主義相關的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生產模式也同樣遭到挑戰。經濟危機使得資本主義必須調整自身，隨之而來的就是政治、經濟上的保守主義（英國柴契爾、美國雷根），政府的干預愈來愈少，全球化日益盛行：貿易在各國之間進行、競爭。但全球化與企業彈性化經營同時也使得勞工權益日漸削弱、福利國家日漸縮減。另一方面，國家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在不景氣的年代也漸漸走向瓦解或向資本主義靠攏二途。總之，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尚未穩定發展的年代，全球已然臣服於資本主義的規則。
第二個條件來自於六零、七零年代的文化社會運動。人權運動、反戰、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本身形塑了一種文化，賦與社會新的價值—面對社會與機構權力時的自由與個人自主性的價值、文化多元性的價值、人權的價值—除去工業主義下物質、消費的價值之外，確認了人類共同的福祉。而第三個條件即是資訊與溝通科技的革命，也就是在科技發展之下所崛起的典範—資訊化主義。這三個條件的起源各自獨立，但交互作用的發生影響了社會發展的走向。
我一度覺得Castells把這段歷史性的偶然談得很清楚，但卻又會想這是不是一種套套邏輯？新科技造成的組織型態就是網絡組織，無論是個人之間的互動抑或結構性的全球貿易均以網絡的型態呈現，那資訊化主義的本質為何？在2004年這篇文章中讓我覺得網絡、資訊化主義、新資訊溝通科技具備了類似的特徵，那為什麼需要大費周章區隔來談呢？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