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打保齡球？和朋友玩Facebook小遊戲正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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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2000）在著作Bowling Alone中，指出現代美國人的社會資本正逐漸降低，人們不願意進行社會參與，無論參加保齡球聯盟、上教堂、參與社區活動的意願都降低了。他指出電視、電話這些新興的娛樂活動使得人們個別從事休閒，而降低了人群聚集的慾望。Putnam定義社會資本為個人透過參與公共活動時所累積的群體意識、信任、價值觀等資源。


然而Putnam對現代人行動的詮釋卻沒有把網路上的活動納入考慮，Resnick（2001）、林南（2005）討論了網路上的社會資本，試圖補充Putnam對社會資本的悲觀論述。

Resnick提到現代人透過資訊溝通科技互動形成的關係，也是一種社會資本，而並非如Putnam所論述的唯有面對面的互動才能累積社會資本。他提出SocioTechnical Capital的概念，試圖描繪這一種新型態的社會資本。文中Resnick先鋪陳了社會資本的形成與行動特徵，接著以溝通科技的能供性引導出科技中的社會關係特質。Resnick的策略是運用Putnam對社會資本的觀點，社會資本是一個集體中浮現的社會性，鑲嵌在社會網絡的人際互動中。然而在列舉社會資本本身特質及其作用時，卻讓我有身陷「不正當的目的論」中之感，特質與作用看起來以一些類似的辭彙描述，容易使人混淆。Resnick試圖論證社會資本與資訊溝通科技共同創造出新的社會關係，使得某些社會行動得以可能，這些社會關係包括增強的團體自覺、更簡短的互動、花更少時間維繫連結、對大型團體的支持（然而也造成負面影響：物以類聚：社會分化）、即時配對功能（找相同興趣）五項。

Resnick的貢獻在於概念化社會資本（舊的社會關係）與科技的特徵，並列舉兩者混合後產生的效果。然而在這樣的努力中，若將「社會資本」四個字抽離，似乎就是一篇普通的關於網路社會性的理論性論文，關於降低溝通成本、新型態的組織、集體行動的便利等議題，Clay Shirky（2008）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一書中也清楚呈現。拿掉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網際網路本身就有這些特性。

林南（2005）在書中花了一章的篇幅討論網路時代的社會資本。網路的社會網絡稱為網際網絡（cybernetwork），如同林南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在網際網絡中的社會資本也鑲嵌在互動關係中。林南以中國法輪功的反對運動事件為例，說明網路上社會資本的運作情形。然而網路上的社會關係是與原先談論的社會關係一樣嗎？林南並未清楚定義cybernetwork，也並未提供網路上社會資本的測量方式。



Putnam與林南對於社會資本持兩種態度：Putnam認為社會資本是集體資產，雖然在著作中提到了bonding和bridging兩種社會資本連結型態，但偏重討論社會參與、組織群體形構出的社會資本；而林南則強調社會資本是個人可以運用的資源，而社會網絡的連結也跨越組織，例如結構洞與弱連帶的研究皆是從這個觀點出發。

雖然林南並未清楚解析網路社會資本的運作情形，我們可以透過資源動員的概念—個人累積資源，並在需要的時候動員—想像線上線下社會資本的流通。


初步以資源的來源與動員的場域區分為線上與線下，交錯而成四個區塊。資源的來源為線下社會網絡與線上社會網絡，也就是初識的場域。我們假設個人累積的社會網絡並非固著於線上或線下，而是相互轉譯。所以除了社會資本傳統研究的A區塊之外，法輪功事件是透過線上的連繫達到現實生活中出奇不意的集體行動（B）（資源來源也具備了線下連結的特徵…）；線下的人際網絡也被帶到網路上以各種形式經營（C），例如社交網站、即時通訊；最後，完全不具備面對面互動的社會網絡也能成為互相援引的資源（D），例如自由軟體的分享與協作。

Putnam和林南不同，他將社會資本視為群體的公共財，社會資本的累積有利於群體內的互動，但他所定義的群體也是面對面互動的一群人。人們不再加入保齡球聯盟，在假日一同活動；即使要打保齡球，也是一人前往球館。然而要對Putnam做的補充則是：一個人打保齡球或是一群人一起打保齡球都不重要了—如今人們將社會網絡在網際網路上再製，並在網際網路上拓寬社會網絡，人們透過網路連線進行休閒娛樂同時也進行社交活動，舉例來說：一群人一起一起玩網路遊戲。

以上分別從林南與Putnam對社會資本態度的角度，深化網路社會資本的意涵。


Ellison, Steinfield與Lampe（2007）試圖以量化研究修正Putnam社會資本日漸降低的論述，補充網際網路這塊蘊含社會資本的領域，提出「網路工具是否整合了線下的社會資本？」的提問。Ellison等人證實美國大學生Facebook的使用密集度影響個人的社會資本，無論是Bridging、Bonding社會資本與維繫資本皆是如此。然而，這篇研究以Putnam社會資本為基礎，使得讀者較難理解測量指標的效度。這篇研究有用的地方在於，作者透過量化調查，獲得行動主體理解Facebook與社會關係的模式。使用者想像他Facebook的觀眾是自己認識的人，這個工具將原先薄弱的關係（例如修同一門課）以及過去的關係（例如高中同學），以弱連帶的方式儲存在網路社會網絡中（這是林南所說的網際網絡嗎？），把潛在的社會資本畫入有界線的網絡，並賦予可見性。

從Putnam的一個人打保齡球出發，加入了網際網路的觀點，是不是一群人打保齡球已經不重要了。一群朋友一個拉一個加入Facebook，透過小遊戲發展出想像的共同體，再因為小遊戲認識了網友。

打保齡球重要嗎？和朋友玩Facebook小遊戲正夯！

圖出自此

書目：

林南，2005，《社會資本》。台北：弘智文化。

Ellison, Nicole B., Charles Steinfield, Cliff Lampe,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1143-1168.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Resnick, Paul, 2001, “Beyond Bowling Together: SocioTechnical Capital” Pp.647-672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edited byCarroll, John M. 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Shirky, Clay,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Press.